黑龙江机场集团开展安全主题年活动

法国大革命有两条路线，一是平等主义者，一是利己主义者。

首先，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既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又具有理想追求。休谟、边沁的功利主义，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有相似之处。

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这就是民主性。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我研究过合同法多年，2003年就写过一篇论文《婚姻作为关系契约》。至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体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人对专政的理解是独裁统治或者专制统治，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自由契约仅仅要求合意，而关系契约要求诚实信用来维系合意。这个政权怎么来？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会打败掌权的国民党？以淮海战役为例，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公共利益是作者将自己的价值强加给每一位国民，根本在于没有自愿性，不满足契约的自愿性原则。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理想性，党员的道德只是相当于国民来说更高，而非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而且为了确保共产党自始至终具有公意性，只有通过更严格的党内法规来进行规范。（5）尊严权和 / 或正义。

四、德性法制与中国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从上述可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并在本质上需要一种以具有卓越德性的法制为支撑的现代法治，而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是专门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以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需求为指向的法治形态。实际上，当国家的社会管理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治理形态，而社会治理作为社会管理的高级形式，与一般社会管理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被真正确立，这也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风险社会下，各类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紧密相伴却又往往突发而至，使人们不断经受着不确定的心理紧张。在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以覆盖更多的社会空间为指向，而只依靠法律的国家创制就难以自足。

另一方面，现代风险曾长期被当作经济或科技的副作用加以合法化，对风险的陈述与界定也往往被利益化，人们对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风险也常常无法获得可预期的共识。司法通过提供裁决这种公共产品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控，并以此在社会风险的法律处置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二）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倚仗法制运行的德性 与前风险社会不同，现代风险的特殊性使社会治理更多地要应对和解决公共风险带来的各种难题，作为法治化治理基础的法律体系也不得不在传统的规范作用之外增加更多的社会作用，法律制度建设和改革也由此变得更为复杂。第二，增强法律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当风险出现带来纠纷时，司法得到人们更多的期待，社会公众越来越倾向于向法院寻求纠纷的解决办法。风险社会治理促使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更具钟摆式的变化，尤其是在某特定领域的风险规制方面表现明显。

风险社会的形成更有其独特的逻辑，它的到来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域和现实环境。所以，现代法治不仅是一种法制完备的状态，也不仅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一种包含了对作为法的统治前提的法律及其运行之品质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承接本文前述来说，因应社会风险防控的需要，风险社会的治理应该在坚守现代法治一般要义的基础上，密切关注法律制度与现代风险规制之间的有机联系，注重从内在（自身）与外在（运行）角度厘定风险治理对法律制度的品质要求和理念诉求。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先进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包含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相机适用的理念，以实现优势互补：对于规则监管而言，监管对象的行为模式明确清晰，哪些行为该为或不该为均是确定无疑的，但它缺乏激励机制，反而限制了监管对象的创新行为，而原则监管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还为受监管对象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的空间，有利于监管对象的发展壮大。

其次，风险社会治理需要法律能够在规则明晰性基础上迈向更多的原则指引性。风险社会的到来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当一个社会具有‘风险导向时，势必伴随着作出有风险性的决定的人们与承受风险影响的人们之间乖离的现象，同时也经常发生起因于对风险程度的不同评估的纠纷。

所以，这其中昭示着理解现代法治的一种启发性意义：在依法而治的观念下，法治被等同于一种特定的国家治理方式，这是在任何存在法律的社会都可能存在的法治类型，而其他版本的法治类型则是在依法而治之外附加了一些更严格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即体现了人们对法制德性的不断追加和提升，促使着法治不断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代法治也应运而生。（7）法庭应当是易被人接近的。

从法治改革的视角看，这也是一种使法律适应社会生活、与社会变迁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创新，也是整体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在时代精神、运作体制与框架、具体规范设置等方面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也是在法律相应品质之上对法制运行德性的进一步希求和获取。在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过程中， 法治化路径的实施既要寄托于现代法治因应风险社会对法制德性的创新和拓展，按照现代风险的治理要求推进中国的德性法制建设，更要聚焦于中国风险社会生成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场景，认真解决德性法制建设领域的难点问题。在这种氛围下，关于中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的判断业已突显出来。这种具有系统性的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整机制，蕴含着对法律制度自身及其运作过程的品质建设和维护，更注重法的统治应具有的德性，也正是这些德性因素使现代法治在其内在意义上区别于一般法制、人治等国家和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中国风险社会的判断就是要紧扣并展现社会转型、现代化变迁与社会风险、风险社会的关系问题。

对当下中国来说，无论是法律自身的德性还是法制运行的德性都要能够适应或满足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期求和挑战，塑建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已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应对现代社会复杂多面的各种风险过程中，重视软法或促进型法的兴起也是搭建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桥梁的重要方式

这十一个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造性重大发展，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备、逻辑严密、论述科学、话语精深的法治理论体系。第五，深刻阐述了党与法、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回到马克思，而是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源性，让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光照亮中国法学的前进之路。

第六，进一步科学论述了法治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法治与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既丰富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又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新任务。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是其具有强大理论优势和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精髓所在。四是面向世界、放眼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学，使中国从法学输入国成为法学输出国，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不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全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法理宝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与世界融通的法治理论体系。建党之前，他和李大钊创建了《每周评论》，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走进工厂和农村，了解工人和农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但总体而言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也没有同中国革命真正结合起来。……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

这部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为统领，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实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真正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时期。这个党纲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十月革命经验。这些论著和讲话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法律思想，深刻论述了国家和法治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宪法理论等，为建设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国家各项基本制度确立了理论基础;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法制，为推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构建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提供了战略思想;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法工作、刑事政策策略等思想，为保障人民民主和权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习近平法治思想伟大旗帜，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的历史进程。他们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中国革命道路，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新起点上。

我们要在学习好中共党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同时，学好用好党在法治领域的创新理论，要深入挖掘中国法治的红色资源，传承中国法学的红色基因，续写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新篇章。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